“高饶事件”让人疑惑不解，背后有何缘由？

高岗是中共党史很难回避的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在对高岗问题最终定性和进行组织处理时起了关键作用。

1955年3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就高岗问题发表了多次具有政治定性的重要讲话。

3月21日会上，毛泽东发言：

高岗与饶漱石所构成的反对党派联盟，并非偶然涌现，而是我国当前激烈阶级斗争的一个鲜明体现。

该反党联盟的邪恶图谋，旨在分裂我党，通过暗中策划的手段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进而为反动势力的复辟敞开大门。”

“此类活动，正是历史上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所屡次上演的丑陋之举。”

在3月31日会议闭幕会上，毛泽东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作了补充解释和阐发深化。

本次会议正式批准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明确指出，高岗系“反党阴谋的核心人物及顽固不悔的变节者”，据此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处理高岗问题上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自那时起，高岗问题在政治层面的结论深刻地塑造并限制了学术探讨。鉴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西北党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高岗在西北党史以及整个中共党史中的贡献被有意地忽视。相反，他在品德、政治立场和生活作风上的负面影响，却成为了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史学论文以及纪实文学作品中的主流描绘和研究的焦点。

高岗，陕西籍，体格魁梧，脸上布满麻点，因此被称作“高大麻子”；饶漱石，江西人士，身材中等，体型略显单薄，双目清澈，眉目疏朗，一眼便能看出他是在江南水乡滋养成长的知识分子。

高岗，出身行伍，嗓门洪亮，性情急躁，言谈举止往往不加思索，勇于挑战艰险，行事张扬，唯恐他人不知其事；而饶漱石，长期深耕政治思想领域，为人处世极为谨慎，每行一步皆深思熟虑，深恐他人窥见其内心真实所想。

高岗的私生活颇为放纵，对美食情有独钟，对女色亦甚是沉迷。他热衷于跳舞、狩猎、打麻将，样样精通，无所不能，桃色传闻更是络绎不绝。相较之下，饶漱石则恪守清正廉洁之道，除却投身工作、潜心阅读与沉思之外，几乎别无他好。他的着装朴素至极，有的同志甚至戏称他为“苦行僧”。

高岗在生活作风上的瑕疵，亦或称其为好色之习，源远流长。即便在延安时期，此类问题便已显现。当时，身为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他，与一位市级妇联主任保持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939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众多干部齐聚延河之畔，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左二显眼的位置是刘景范同志的身影；而第二排左一则是高岗同志，紧邻其侧的左六则是习仲勋同志；至于后排，左三处则是张秀山的同志，而左五则是刘澜涛同志。

在延安期间，鉴于身处党中央的严密监视之下，高岗虽然私生活颇为放纵，但亦不得不多少收敛。然而，当其迁往东北，尤其是在东北解放之后，高岗自诩为“东北王”，身边监督日渐稀薄，于是恣意妄为，无所顾忌。

某日，高岗在一名白俄女性寓所过夜，却未支付费用。这位白俄女性实则是一位卖淫者，自是不愿无偿相赠，次日便向高岗索要债务。高岗立刻拨通东北局交际处电话，安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交际费”交付于她，此事便得以妥善解决。

高岗热衷于在家中举办各类欢聚活动，其中宴会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舞会则纯粹是娱乐放松的场所。

调任北京之后，他郑重其事地邀请周恩来总理出席自己的家庭舞会，周恩来欣然应允。然而，在舞池之中，周恩来目睹了昏暗灯光下的一幕：高岗与女性们言谈举止不堪入耳，一边调情戏谑，一边肆无忌惮地相互触摸，举止粗俗，令人瞠目结舌。他愤然起身，毅然离场，不仅未打招呼便悄然离去，更是怒气冲冲地对秘书说：“他的舞会，今后我绝不再参加！”

《开国大典》复制品，前排右一系高岗。

五马进京，高岗领航。

高岗与饶漱石未曾并肩共事。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高岗转战陕北，与刘志丹并肩开展游击战，而饶漱石则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和学生运动。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岁月里，高岗肩负重任，负责大西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及行政事务管理；而饶漱石则执掌华中新四军，掌握军政大权。

在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高岗肩负重任，于东北解放区执掌后勤保障与根据地建设，并积极投身于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与此同时，饶漱石亦不懈努力，始终奔波于华东战区，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他们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渊源，亦无个人间的交往联系。

更为奇怪的是，高饶结成同盟的主要目标是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是饶漱石在党内备受赏识的恩人，是他一手将饶漱石提拔起来，并长期委以重任的。

历史始终笼罩着诸多谜团。欲拨开这些迷雾，我们需追溯至1952年秋季的“五马进京”事件。

“五马进京”是1952年中国政坛的一件大事，他的倡议者就是后来遭到头马缠斗的刘少奇。

1952年秋季，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倡议，建议从各中央局中抽调书记级干部进京，以对中央及国家机关的某些部门进行重组与增设。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予以采纳。

五位书记应召入京，肩负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抵达京城，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则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则被委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双重职务。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则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并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在五大书记中，高岗备受青睐。在踏入京城之前，他已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随后中央政府更是委以重任，任命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

在建国初期，国家的经济管理大权主要归属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因此，国家计委直接隶属于国家主席的领导之下，享有“经济内阁”的美誉。

仅从国家计委的成员阵容来看，便能感受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声名显赫的资深领导人，不过是其委员会中的一员而已。

高岗在党内地位急速攀升，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位居第五把交椅。凭借他进入京城后的显赫声望和巨大权力，一时之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在党内流传甚广。

高岗曾权势滔天，气焰嚣张，除毛泽东之外，对其他任何人皆不屑一顾。刘少奇、周恩来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地位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常委，而高岗仅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然而，即便是如此，高岗竟敢吩咐下属通知刘、周二人，要求他们前往其处开会。

高饶进入蜜月期

在高岗之地，饶漱石与毛泽东并无深厚交情，他时常感到孤立无援，缺乏坚实的依靠。在党内，唯有刘少奇对他青睐有加，多次在公开场合赞誉他为“杰出的青年革命家”。

调任北京之后，饶漱石身担组织部长之重任，世人戏谑地尊称他为“吏部尚书”。刘少奇同志分管中组部，对其深具信任与倚重。

经过深入分析，饶漱石得出结论，政治局势对高岗更为有利，而刘少奇失势的迹象愈发显著。因此，他不仅主张与刘少奇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应进一步拉开与刘少奇在态度上的分歧。鉴于他曾得到刘少奇的赏识，他坚信自己反对刘少奇的态度应当更为坚决。

随之而来，刘少奇遭遇了一系列令他感到困惑不解的事件。

后来，刘少奇说：“他人手持枪械，架于我颈间，而我竟浑然不觉。”

1952年岁末，饶漱石随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出席苏共的“十九大”。大会结束后，他滞留当地对若干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归国并履职之后，他将撰写完成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草稿呈递给刘少奇审阅。

刘少奇命其将文件呈递给副部长安子文审阅，由安子文最终裁定名单的发放事宜。

饶漱石深感不悦，坚信安子文是刘氏阵营的成员，亟需将其这颗眼中之钉予以剔除。

饶漱石指示中组部印刷厂赶印了数十份《苏联工厂考察报告》，却将其私自扣留，拒绝交由安子文分发，理由是未经中央的审核批准。

刘少奇曾派人前来索求，但对方却置若罔闻。直至刘少奇亲自上门，对方才勉为其难，交付了两册书籍。

担任中组部工作后，饶漱石与高岗步入了一段融洽的“蜜月期”。对于高岗所推荐的干部，饶漱石无不予以认可；而对于高岗所否决的干部，饶漱石则一概予以摒弃。

饶漱石明确表示，“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将围绕原东北局的组织部展开，将其作为核心”。

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同志偕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毅、粟裕、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会议中，位于第二排左侧第二位的是高岗同志。

高岗自杀前为饶漱石求情。

1953年的北京政坛，流言四起，纷争不断，一片硝烟弥漫之景。这一系列异动，不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那年秋季，毛泽东同志不幸患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致电远在外地的郭沫若同志，叮嘱道：“我们众人都应竭力劝导主席，务必重视身体，多加休息。”

高岗令秘书：

务必留意，一旦接到毛主席病情加重的消息，我们必须即刻动身返回北京，鉴于目前党内无人能够独当一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获悉了高岗通敌卖国、妄图依傍外部势力的铁证。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向毛泽东揭露这一情报的人竟然是斯大林本人。

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要挫败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1953年12月24日，在离开北京之际，他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正式揭露了这一阴谋。

12月26日夜晚，毛泽东在赴杭州途中途径上海，便与前来迎接的华东局领导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同志，就饶漱石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曾与高岗进行了两次深入的交谈。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位领导同志共同约见饶漱石，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指出。

2月6日至10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圆满落幕，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并通过了《关于强化党的团结的决议》。

自2月15日至25日，连续十日，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主持了关于高岗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会议落幕之后，高岗与饶漱石均被要求停职进行反省，并在家中撰写书面自我批评。

自一马当先至被停职反省，自前途似锦跌落至低头认错，高岗宛若经历了一场梦幻泡影，他决意了此余生。

临终之际，高岗仍存一丝幻想，企图庇护饶漱石。他向毛泽东拨通了电话：

“如今，饶漱石的声势颇大，唯有你才具备解救他的能力。”

毛泽东回答：

“为何你代言饶漱石的言论？我和饶漱石都身处北京，为何他不亲自来找我，而要你代为发声？即便在西藏，我们也能发电报沟通，现在不就同在京城？难道他就不需要脚步行走吗？”

高岗知，饶漱石亦败。

高岗曾多次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首度，他企图抢夺警卫员的枪支以自尽，幸而被及时阻止。第二次，他试图触碰电源以求触电身亡，却并未成功。数月后，他将所攒积的安眠药全部吞食，终告不治。这一事件发生于1954年8月17日。

饶漱石引火烧身，精神分裂。

自四中全会落幕之后，饶漱石的面部神经痉挛症状加剧，以致于看、写、言谈均感吃力。尽管如此，在秘书的悉心辅助下，他坚持不懈，历时半年，终于完成了近两万字的深刻反省。

自1954年伊始，饶漱石多数时光处于闲置状态，静待处置之命。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断商议，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深入研讨解决方案，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仅免去饶的中央委员及中组部部长之职，同时保留其党籍，并为其提供出路。

在1955年春季全国党代会的各代表团预备会议中，针对处理意见的讨论展开，众多代表对保留饶同志在党内表示反对，他们一致呼吁应将饶同志开除出党。

中央政治局依旧坚持原有处理意见，未作任何调整。

1955年三月，全国党代会的召开掀起了波澜。饶漱石的问题迅速升温，原本的处理意见遭到了彻底的逆转。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超出了与会者事前的预期。

首先，他掀起了翻案的风波，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在1954年的年底，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实现了和解，赫鲁晓夫公开为铁托洗刷了冤屈。此时，饶漱石认为时机已成熟，他打破沉默，向人倾诉了自己的冤屈，彻底否认了曾经与高岗勾结从事反党活动的指控，声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陈毅有意挑起，并为其和高岗的平反而奔走呼号。

此刻，众怒难平。党内诸多高级干部激愤难抑，纷纷向毛泽东陈情，强烈要求对那位心怀异志、似有反骨的“魏延”进行严厉惩处。

正当此时，那起令人震惊的杨帆事件再度循迹扩展，牵扯进了饶漱石。

杨帆，本名石蕴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一职。解放初期，为了迅速肃清匪特势力，杨帆采纳了“以特反特”的策略。在经过严格筛选后，他先后启用了一批反正人员，为镇反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对部分反正人员任用上的疏忽与不当。

华东与上海地区在揭露批判饶漱石的过程中，此事再度被提及。毫无根据地将杨帆与特务行为挂钩，指责他“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甚至夸大人数至3300余人。原本的一次工作失误，就此演变成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更有甚者，揭露指出，“以特反特”的战略并非杨帆所独创，实则源于当时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饶漱石的构想。因此，饶漱石便成为了庇护和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幕后推手。

1955年4月1日，饶漱石遭正式拘捕。他不仅自燃其身，更似被命运捉弄，不幸陷入冤案。在无尽的疯狂中，思想如脱缰之马，整日沉溺于幻想，终至精神错乱，分裂成两个世界。

1965年，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饶漱石被准予假释。

饶漱石获准假释后，被安置于一处农场，身边配备了厨师与服务员，并每月定额发放200元的生活津贴。在度过长达十年的精神分裂生活之后，饶漱石于1975年不幸离世，享年73岁。

在高饶事件中，中央除严肃处理高岗、饶漱石两人外，他们身边的人都没有受到株连。